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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

晨光透过餐厅的窗户,在桌布上投下明净的光斑。小米粥氤氲着热气,几碟清淡小菜,一个切开的咸鸭蛋,流着澄红的油。平常的早晨,平常的餐点,却让熬了一夜的高玉良感到一种近乎奢侈的熨帖。

他安静地吃着,动作有些迟缓,不仅仅是疲惫,更像是在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、属于“家”的宁静。吴慧芬没多问什么,只是默默给他添了半碗粥。高小月还在睡懒觉,房间里静悄悄的。

吃完早饭,吴慧芬收拾桌子,高玉良起身,准备去换衣服上班。走到客厅,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,门虚掩着,里面那盏台灯应该还亮着,一夜未熄。那叠写满了字的稿纸,还摊在桌上。

他犹豫了一下,没有立刻进去。那篇文章,是他一夜挣扎的产物,是他为自己划定的防线和方向。但它太新,太烫,带着他尚未完全冷却的思绪和情绪。他需要一点距离,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,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,而不是贸然抛出,成为新的靶子。

上午,省委有个经济形势分析会,是之前就定好的。高玉良准时出席。他换了一套深色西装,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,脸上的疲惫被恰到好处的严肃和专注掩盖。他走进会议室时,已经有好几个人到了。

“高书记。”有人打招呼,笑容标准,语气如常。

“嗯。”高玉良点点头,在自己的位置坐下。他能感觉到,有几道目光似有似无地掠过自己,带着探究,但很快又移开了。会议室里的交谈声比平时低一些,空气里漂浮着一种微妙的、心照不宣的静默。他知道,常委会上的风波,不可能不留痕迹。这里的每个人,都在重新掂量他的分量,调整与他相处的距离。

李达康踩着点进来,步履生风,目不斜视地坐到自己的位置,打开笔记本,拧开钢笔帽,一副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模样,仿佛之前会上那场尖锐的交锋从未发生。

沙瑞金最后一个进来,手里端着保温杯,表情平淡。会议照常开始,分析数据,研判形势,讨论对策。高玉良认真听着,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,在轮到他发言时,就分管领域的经济工作谈了看法,思路清晰,措辞严谨,与往常并无二致。

他不再试图去捕捉那些飘忽的视线,也不再费力揣测李达康面无表情下的心思,或是沙瑞金平淡语调里的深意。他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部分,发言,倾听,表态。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抽离,仿佛灵魂飘到了会议室上空,冷静地观察着下面的一切,包括那个正在发言的、名叫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。

会议在中午前结束。人群散去。高玉良没有急着离开,他收拾好文件,端起茶杯,慢慢啜饮着已经凉透的茶水。秘书小赵安静地站在门口等候。

“小赵,”高玉良放下茶杯,声音不高,“下午有什么安排?”

“下午三点,政法委有个联席会议,需要您出席。另外,组织部那边送来了几个拟调整干部的补充材料,放在您办公室了。其他就是一些需要阅批的文件。”小赵迅速回答道。

“联席会你替我请假,就说我身体不太舒服,请昌明同志主持一下。”高玉良站起身,“下午我在办公室,看看材料,处理文件。没有特别紧急的事,不要让人打扰。”

“好的,高书记。”小赵点头,眼神里飞快地闪过一丝了然。他跟在领导身边有些年头了,能敏锐地察觉出领导状态和节奏的细微变化。高书记今天看起来平静,但这平静之下,似乎酝酿着什么。请假不去参加那个并非特别紧要的联席会议,就是一个信号。

回到办公室,高玉良关上门,将外套挂好。他没有立刻处理文件,而是走到窗前,望着楼下院子里已经开始凋零的梧桐树,站了好一会儿。

然后,他回到办公桌后,拿起内线电话,拨通了省委政研室主任的号码。

“老陈,我高玉良。有件事,你组织研究室的笔杆子们,帮我琢磨琢磨。”他的声音平稳,听不出情绪,“最近我在思考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,特别是选人用人导向的一些问题。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,形成了一篇初稿,回头我让小赵给你送过去。你找几个可靠的、理论功底扎实的同志看看,提提意见,打磨一下。注意,范围要小,仅限于你指定的、绝对可靠的同志。文章是探讨性质的,不代表任何官方意见,也不要外传,更不要署我的名。明白吗?”

电话那头的陈主任显然有些意外,但立刻反应过来,连声答应:“明白,明白!高书记您放心,我一定亲自把关,找最可靠的同志,严格按照您的要求办!”

“嗯,好。”高玉良没再多说,挂了电话。

这是第一步。那篇文章,需要经过“研究”和“打磨”,让它看起来更客观,更像是一篇深思熟虑的学术探讨或工作思考,而不是他高玉良在特定情境下的即时反应。政研室的老陈是他用惯的人,谨慎,周到,嘴也严。通过他的手,文章能在一个极小、可控的范围内流传,既能试探某些反应,又不会过早暴露他的全部意图。

处理完这件事,他才开始批阅文件。组织部送来的干部调整材料,他看得格外仔细。名单里没有祁同伟,也没有任何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。这既是一种避嫌,或许也是一种无声的警告。他拿起笔,在一些名字后面写下意见,措辞严谨,评价力求客观,不偏不倚。他批阅得很慢,似乎每一个字都在权衡。

其间,手机震动了几次。有祁同伟发来的短信,措辞小心地询问他今天的安排,字里行间透着不安和试探。高玉良看了一眼,没有回复。现在不是安抚祁同伟的时候,也不是和他深入讨论的时机。他需要祁同伟冷静,更需要他自己先稳住阵脚。

还有几个其他方面的电话,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,都没有接。他知道那些电话的目的,无非是打探、慰问,或者寻求某种暗示。他不想,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与任何人进行不必要的沟通。

整个下午,他都在处理这些日常事务。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、琐碎的工作上,反而让他的心境渐渐平复下来。那些翻腾的焦虑、不甘和愤怒,被暂时压制,沉淀到意识深处。他像一台精密而冷静的机器,按照既定的程序运转,输入问题,输出批复。

快下班时,秘书小赵敲门进来,送来了几份需要他过目的简报,并低声汇报:“高书记,沙书记的秘书刚才来过电话,问您明天上午有没有空,沙书记想就几项工作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
高玉良的目光从文件上抬起。沙瑞金主动约谈。

“知道了。回复沙书记办公室,我明天上午有空,具体时间请他们安排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“好的。”小赵记录下来,犹豫了一下,又问,“高书记,您脸色还是不太好,要不要请保健局的医生来看看?”

“不用,没休息好而已。”高玉良摆摆手,“今天没什么事了,你也早点下班吧。”

小赵离开后,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。高玉良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。主动约谈……沙瑞金想谈什么?是就常委会上的议题做进一步沟通,表达某种“安抚”或“解释”?还是另有安排,或者,是新一轮的试探?

他不再感到慌乱,反而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他现在能做的,就是理清自己的思路,守住自己的原则,然后,见招拆招。

下班回家,吴慧芬看出他眉宇间的倦色,没有多问,只默默准备了清淡的晚餐。高小月已经返校了,家里又恢复了两人世界的安静。吃饭时,电视里播着新闻,大多是经济向好、社会稳定的消息,一片祥和。高玉良安静地吃着,偶尔和妻子聊两句家常,绝口不提工作。

晚上,他没有再进书房。那篇文章已经送走,像一个放出去的信标。他洗了澡,早早上床,却依然难以立刻入睡。黑暗中,他睁着眼睛,听着枕边妻子均匀的呼吸声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散。

他想起了很多年前,自己还是讲师时,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的话:“政治,是可能性的艺术,也是妥协的艺术,但归根结底,是信念和选择的艺术。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,就会走什么样的路,最终留下什么样的痕迹。”

那时说得多么轻松,多么笃定。仿佛那条正确的路永远清晰可见,只需鼓起勇气走下去便是。

如今,路就在脚下,却迷雾重重,岔道丛生。每一个选择,都可能通向未知的境地,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。信念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击,发出空洞的回响。妥协的界限在哪里?坚持的代价又是什么?

他轻轻呼出一口气,翻了个身。明天,还要面对沙瑞金。还要面对这盘没有硝烟,却处处杀机的棋局。

他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睡着的。只记得在沉入睡眠的前一刻,脑海里反复回响的,是昨晚写在那篇未署名文章末尾,最后被他又划掉的几个字——“但求心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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